雍正喜欢小题大做，动辄上纲上线，有时候还会出阴招，钱名世一案就是例证。
钱名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，两人私下关系亲密。
年羹尧平定青海后，作为老同学的钱名世踢诗八首赠之，将年羹尧比作古之名将，总之就是一顿吹捧，拍足了马屁。
才过了两年，年羹尧就被收拾了，抄家的时候，钱名世的这些诗句成了“罪证”。
与严厉惩罚年羹尧另一死党汪景祺不同，雍正没杀钱名世，只是将他革职遣送原籍。
在雍正手里捡回一条命不容易，钱名世没想到，临走的时候，皇上御笔亲书四个大字——名教罪人。
雍正无疑是钦赐了一条“政治尾巴”，比杀了他还难受。
这还不够，钱名世离京时，雍正还为他举行了一场特别的“欢送会”，他令大学士、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。
结果有385人奉旨作诗，雍正一一过目后，亲题《名教罪人诗》，并将其刊刻发行，作为全国学校的官方教材。
钱名世回籍后，地方官府奉旨，将名教罪人四字制成匾额，挂在了钱家的大门上。
对这样的奇耻大辱，不但钱名世感到没脸做人，就连他的子孙也一个一个灰头土脸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
不仅如此，雍正还命常州知府、武进知县，每月初一、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况，如未悬挂则上报巡抚奏明治罪。
雍正死后，乾隆觉得皇考此事干得过头了，这才下旨取下匾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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